“知足的人不可能写作”,这是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、诗人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的一句名言,在他看来“文学才能源于人对世界的不满,源于对周围缺点、空虚和垃圾的直觉认识。”清代诗人赵翼曾有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的诗句,现代作家李国文《当文人遭遇皇帝》中也认为:“一个文人,在得意的时候,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,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,便对天高地厚,世事深浅,人际浮沉,逝水斯夫,才会多多少少有些思考。”列举这些例句是想证明,现在不少文人处顺境之中看不见方向,一味标榜玩心性,玩情趣,玩自在,实际却是要把自己玩进去。
略萨的这句话显然是对写作者说的。所谓知足者不可能写作,显然是特指写作者,并不是说生活安逸富足搞写作的人便少之又少,而是一些写作者因知足而再无文章,或者说再没好的文章。这看起来是个悖论,一方面自认为是个作家、诗人,甚或自我圣化为著名作家、著名诗人,一方面又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,文坛上连个米粒也不是,发表的东西更是屈指可数;著名的作家、诗人很多,却大都说不出何以著名?以何著名?你要让他拿出像回事的东西简直是要他的命,与虎谋皮,这就显然是个问题。
文学和时代远,和痛苦近,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,真正的文学是挖掘更为本质的东西,她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步的,社会贫穷,文学可能是繁荣的。如果对生活很知足,很称意,那你要写出好作品着实难了。如果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在生活中的地位,那就只会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,文学么?那是狗屁。
最主要的,许多的写作者弄出一点小成绩就固步自封,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更大原因。一个作家、诗人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,有更高的境界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,放在古代,皇帝是一定要下“罪己诏”的,可是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抱着“主流”不放,不去反思罪过而趁机歌功颂德,似乎不这样就再无表现机会,心态就很成问题。央视名嘴白岩松曾在美国参观一家报纸博物馆,美国9.11恐怖袭击后,世界各国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.11的报道,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。白不由感慨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就是普世价值,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再怎么援助这个捐赠那个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。国外的作家因为不忠于其不能爱戴的政府,很多作品在国内遭到禁止刊行的厄运,不得不设法在国外出版,像黑塞、索尔仁尼琴、纳博科夫等都是这样,而在我们国家,这样的产生影响的作品又在哪里?
“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,固将愁苦而终穷”,然而今天的商品社会却在不动声色地消解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,所谓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,还是把文学当成抬轿子、吹喇叭的工具,和以前政治挂帅“文学工具论”没什么两样,直接造成一个精神贫瘠的时代,一个没有稳定价值的时代。尽管一些钻谋下海、和经济沾边娱乐大众的写作者挣到钱了,但文学毕竟是人学,是寂寞和贫寒中的事业。“作家并不是百灵鸟,也不是专门歌唱娱乐人的歌妓(艾青 语)”,对于写作者来说,作为一种文化对照,痛苦有时也是幸福,我手写我心,文学观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观念的确立,付出的代价越大,在现实中就越痛苦,而正是这种痛苦成就了作品的深沉厚重。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,正是这些不如意成就了许多人。